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

作者:朱立毅、林暉 201337日环球时报

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麼?過去城鎮化的經驗教訓能給今天帶來哪些啟示?改革能否幫助中國避免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7日舉行的記者會上,厲以寧、林毅夫、陳錫文和李毅中等經濟學者指點發展中的“高危因素”,把脈“中國陷阱”。

    增長依賴投資拉動,最大風險仍然是金融

    “什麼是中國最大的風險?我認為最大的風險仍然是金融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說,金融風險來自于我國經濟增長總是依賴投資的拉動。如果新的城鎮化再走老路,全國一窩蜂式地花錢、蓋樓,就會產生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大量債務。
    全國政協委員、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關心的產能過剩問題也涉及金融風險。他說,重復建設就需要淘汰落後產能,但這會造成很多危害,首先帶來的問題就是企業效益低下,支撐建設的貸款會出現風險。

    李毅中坦言,部分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是個不爭的事實。業界認為,一般開工率在75%以下就屬于嚴重過剩,但我國的鋼鐵、水泥、煤化工、平板玻璃、造船等行業的開工率都不足75%,更嚴重的是,光伏電池開工率僅57%,多晶硅僅35%。

    “所以我們必須注意,增長要有效率。”厲以寧說,如果投資過剩、產能過剩,增長沒有效率,那麼如何來償還大量的貸款?地方政府的壓力如何化解?

    厲以寧擔心這些風險容易促成金融危機。一個銀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銀行,一家企業陷入債務危機就斷了一整條資金鏈,造成大量企業之間相互欠債,“這是我們要防范的風險。”

    城鎮化損害農民利益,社會難以保持安定

    城鎮化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,但在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看來,以往的城鎮化過程既有經驗也有教訓,“‘城鎮化’這個詞熱起來之後,相當一部分人產生擔憂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    陳錫文認為,以往的城鎮化有一些突出的問題,除了大量資源能源損耗、耕地佔用過多、水資源短缺、環境污染等可持續發展難題外,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滯後。

    據介紹,與世紀之交的2000年相比,12年來我國增加了2.5億的城鎮常住人口,但他們絕大部分沒有所在城市的戶籍,其中農民工佔大多數。陳錫文說,這些人在城市生活了多年,為當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,但由于身份問題,他們無法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務。

有一個詞在中國被常常提到,叫土地財政,很多城鎮的發展對土地財政過于依賴,這就會造成對失地農民合法權益的侵犯。陳錫文說,對于失地後進城的農民工,必須認真考慮如何在其失地後有長遠的生計保障,生活水平還能提高。

    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指出,如果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,就會成為貧民,將導致貧富差距拉大。

    陳錫文提醒,從世界各國來看,如果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能實現社會平穩,那麼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是把城鎮化作為富裕農民的過程。而如果城鎮化剝奪農民財富、損害農民利益,那麼城鎮化的成果就不能持久,社會也很難保持安定。

    收入分配差距拉大,需提防中等收入陷阱

    新興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階段,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,又是矛盾高發期,很可能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。2012年,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100美元,正處于中等收入國家階段,中國將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?

    對此,林毅夫認為,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沒有升級,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,大量人口無法找到工作,收入分配差距由此不斷擴大。因此,重要的是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、產業升級,利用國家的後發優勢,提升經濟的競爭力。

    厲以寧說,社會動亂、收入差距拉大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。中國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,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,讓社會進入一個比較和諧的階段。同時加上技術創新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,我相信中國可以實現跨越。

    林毅夫表示,按照目前的購買力平價計算,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相當于美國的20%左右,這和上世紀50年代的日本、60年代的新加坡、70年代的中國臺灣和韓國與美國的差距一樣。

    “從國際經驗看,這四個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,都在這個階段之後實現了連續20年7.6%至9.2%的年均經濟增長。我相信利用同樣的後發優勢,在克服許多困難的情況下,我國也應該有潛力維持20年每年8%左右的增長。林毅夫說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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